醫療反腐巨浪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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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

最近醫療圈反腐巨浪洶涌。

網上統計落馬的大院長大主任已經百個。疫情三年，不少醫護人員讓老百姓銘記“他們為我們拼過命”，但如此多的大醫生集中被查讓人詫異。

醫腐損害了老百姓多少正當利益？醫腐的根源是什么？每個人都去看過病，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同。

就此問題，浮現在我腦海里的第一件事，是我“涉嫌”多用了667塊醫保的“腐敗未遂”小事件。

事情的開端是今年初我需要去做腸胃鏡檢查，因為2021年我切過腸子上長的息肉，需要定期做胃腸鏡復查有無復發。

我先去了就近的一家大三甲醫院，姑且稱之為“張三醫院”。“張三醫院”由外國傳教士創始于100多年前，是我家周邊5公里僅有的兩家三甲醫院之一。網上預約好消化科，幾乎不用排隊，過號取號，向醫生說明要做無痛腸胃鏡，然后去付費。

付款總費用1966塊，我只用微信付了691塊，剩下醫保賬戶都付了。無痛腸胃鏡要全麻，醫保沒報銷的主要是麻醉相關費用。付完錢感覺獲得感滿滿：差不多2000塊的東西，只付了不到700塊，感覺和搶了150塊的紅包一樣。到此為止，一切過程非常順利，絲毫沒有感受到就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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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樂呵呵地去窗口預約檢查時間，卻開始大驚失色。窗口說預約要排隊到3個月以后，轉到5公里外的“張三醫院”分院則是下周就能做。

這幾年，盡管受疫情影響，“張三醫院”本院還是規模擴大了一倍，邊上蓋了好幾棟樓，怎么還是人滿為患？

于是有了我的第一個觀點：供給不足是就醫難的主因。掌握稀缺供給的人，容易腐敗。根治腐敗，國家得加大投入。國家投入不足的，讓民營醫院來投，放開收費讓市場機制解決供給問題。

我等不了3個月，一塊息肉弄不好3個月長好幾毫米，癌變了咋辦？我也不甘心去分院。分院的技術水平肯定不如總院（盡管我知道這是一種偏見）。所有人生病后都想找最好的醫生、最好的醫院，不想多等一分鐘。奈何醫院不是餐館，想換哪家換哪家；病人不是上帝，醫生才是控制著見上帝早晚的人。

中國人遇到困難，總想到找人托關系。我在金融圈工作，藥企為了自己的股價，要經常路演。我翻了半天朋友圈，找到了還算相熟的藥企王總。王總說，我給你推薦到“李四醫院”去，“李四醫院”也是公立三甲，不比“張三醫院”差，一周之內保管你做好。

我說謝謝王總，下回我找“趙六券商”的醫藥首席喝一杯，笑談要把股價推一把。券商首席推薦股票的運作模式，大概和藥企向醫院推介藥是一樣的。前者為了股價，后者為了賣藥。都得請客吃飯做公關。

不出所料，給王總打完電話的第三天，我就在“李四醫院”約到了第五天去做腸胃鏡，效率杠杠的。在“李四醫院”，我發現消化科人不多，順口打聽了一下排隊的朋友，他們不找關系也能在幾天內約到腸胃鏡，因為這家醫院的特色不是消化科。

另外，“李四醫院”所在的區，人口不多，所以不會排隊3個月。醫院有類似商業地產的屬性，經營好壞取決于位置和人口。

以前只知道醫院科室分三六九等，腫瘤、骨科賺錢，不賺錢的科室要想盡辦法拉病人，醫生待遇也堪憂，對不起醫學生寒窗苦讀得來的最高的高考分數。醫院和醫生并不全是吃香喝辣，各有各的苦衷。

若不是王總介紹，我真不知道有如此人不多服務又好的寶藏醫院。在B站上講刑法爆火的羅翔老師有個段子說：李誕對楊冪說給她講個笑話，結果楊冪沒笑，李誕的行為構成什么？構成搞笑未遂！

我的段子是：我找了王總托關系，初衷是“走后門”，走后門的法律用語是什么？恐怕就是“腐敗”！后來我發現“后門”不是“后門”，只是不知道有這個正常的“門”，王總也沒送錢給醫生。但按羅翔老師的說法，我有主觀故意走后門，說輕點算“找關系”未遂，說嚴重算“腐敗未遂”！

于是，我的第二個觀點：普通人距離行賄和腐敗不遠，開始許是一般的人情世故，最終落入陷阱，必須警鐘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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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四醫院”付錢的時候，一樁怪事出現了，我可能還涉及了打引號的“套用醫保資金”。我發現前面在“張三醫院”，麻醉相關費用不報銷，但換到了“李四醫院”，麻醉費竟然幾乎全報了。

“李四醫院”涉及費用一共1829塊錢，總價比“張三醫院”少了137塊，我要另付現金的只有24塊，而不是原來的691塊。

換個地區，換個醫院，同樣的腸胃鏡，竟然少付了667塊“大洋”。對老百姓而言，做腸胃鏡就是腸胃鏡，沒什么區別，為何如此大不同？若說用的藥不一樣，總價差137塊尚可理解，但為什么個人醫保少支付了667塊呢？

醫療領域信息不對稱嚴重，哪怕是做胃腸鏡這樣一個“標品”，消費者都很難找出兩家醫院的區別。

醫院是典型的“低頻消費”，和醫院打交道的事兒，大部分一輩子就那么幾次。誰會貨比三家、沒事計算哪個醫院便宜100塊，去拼多多找人砍價？

因此，我要修正第一個觀點：醫療不存在充分競爭的客觀條件，市場化不能解決醫療的全部問題。

更需要深思的是，我研究了很久，到現在還是搞不懂為什么“張三醫院”和“李四醫院”差了667塊錢醫保支付。這只是簡單的付錢問題，若換作其他復雜的醫療技術問題，我搞不懂，大媽大爺們更搞不懂。

比如補牙，人已經躺椅子上了，張著嘴痛苦著，醫生才問要什么材質的補牙材料，美國的1000，德國的1800。你問德國的好在哪里？醫生說瓷性好一點。這個時候，誰能淡定地躺在手術椅上，掏出手機百度10分鐘，檢查一下醫生說的美國的是3M還是別的廠家，德國的瓷性好對牙有什么好處，為什么沒有國產的？但凡是人，不用1秒鐘就決定了：醫生說啥就是啥。

因為信息不對稱，患者在醫院面前是100%的弱勢群體。醫院的權利夠大，醫生有絕對的權威，是導致二者腐敗的基礎。

有了腐敗的基礎，如果缺乏制度監督，就要考驗人性的貪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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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疫情期間，我家人早期篩查發現乳腺癌。我糾結半天，這么大的病要不要找關系，要不要送紅包。最后發現通過正常的掛專家號，也找到了全國最好的專家團隊，醫生態度非常好。

紅包準備了，醫生一分不收。

手術順利完成后，問專家要不要做防御性化療。大專家用非常樸素的語言說：根據成千上萬個病友的經驗，你這個情況不做化療沒問題。“成千上萬個病友的經驗”，就是已經發表的學術論文的海量數據和專家的經驗。

大專家怕老百姓聽不懂什么是論文，以為論文是紙上談兵，故而用大白話“千萬病友的經驗”把醫學邏輯說清楚了，且讓人瞬間信服。

他說：“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再做一個檢測，這個檢測有點貴，其實沒必要做。”大專家素不相識，想著替家屬省錢，春風化雨。我們全家非常感激這個醫生團隊。

最近回老家，碰到一個退休的產科醫生大姐。老家地方不大，就兩個醫院。她說她退休后坐出租、買菜、商場買點小東西，經常碰到有人不要她給錢，說他們認識她，家里孩子是她接生的。大姐完全不記得這些質樸的人們。大姐也很感動。懂得感恩的人都很感動。

檢驗壞人的標準是等他權力喪失之后，人人喊打還是人人感恩。

醫生大V阿寶發文說：“醫療領域反腐，受害最大的是一線醫務人員。”不可否認，少數醫務人員確實從這個腐敗鏈條中分了一杯羹，但這個腐敗鏈條從一線醫務人員身上吸的血更多。

有個新聞說：某院長吃回扣涉案3000萬，虛增藥物設備價格計入醫療成本，這個毒瘤被割除后，該醫院的群眾就醫成本明顯下降。統計數字顯示，醫院近5個月的住院次均費用下降20%，人均就醫成本下降1400余元。

看完這段因果關系論述，我實在不敢認同。

我雖不懂醫院經營，但從樸素的商業邏輯就可推導：人均就醫費用和科室結構、就醫人數等各種因素相關。如果不講治好病，不講醫務人員的水平、付出和待遇，單純費用下降就是醫院的主要功績，那是不是病人去醫院看病了，用最便宜的藥，把患者全打發走的醫院，老百姓在這家醫院的就醫成本最低？如果基層工作人員怕被腐敗，再不擔著身體的疲倦和被刀砍的風險，再也不敢救死扶傷，那將是社會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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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糟糕的就醫經歷是幾年前被一個醫院誤診為癌前病變，差點把我嚇成癌癥。一個年輕的醫生給我開了一堆藥，讓我吃六個月。其實根本沒有嚴重到要吃藥的程度。

我查了論文，此種癌變的機會非常小。理論上說，每個人都處在緩慢的癌前病變過程當中。當時那個醫生就是想多開藥賺錢。

這回到了人性的問題。一個人如果手上有極大的權力和信息優勢，同時又有很多人把錢送到你的面前讓你權力變現，坐懷不亂，一般人難以經受這種誘惑。1萬不動心，10萬不動心，100萬不動心，1000萬不動心，一個億動心了。人性經不起測試。

在我們的文化當中，“關系”是商業游戲的萬能妙藥。在商場上，會碰到很多經營關系的人，大吃特吹特權的印鈔能力。加上數千年形成的對權力的摩拜，社會似乎形成了兩條公理：

第一，聰明人要善于通過關系來賺錢；

第二，不送錢不搞定關系則賺不到錢。

認可此兩條公理的人，想盡辦法用各種金錢和誘惑來腐蝕當權者的人性。

久而久之，不同流合污的人，反而變成了清高的另類，眼睜睜地在物欲橫流的社會獨自清平；想賺錢的更多的人則自甘墮落滑向了腐敗的深淵。

這是中國商業文化的悲哀。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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