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換19份工作：中年打工人胡安焉的文學與人生

胡安焉瘦高，留著寸頭，國字臉，眼睛小而亮，44年來的經歷比大多數人都豐富。

他是地地道道的廣州人，父母雙雙從事業單位退休，有穩定的退休金。然而自1999年中專畢業實習，到2020年初因疫情工作暫停，20年時間里他卻輾轉廣東、廣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換了19份工作，做過酒店服務員、保安、加油站工作人員、漫畫社學徒、女裝店主、熟食攤小販、自行車銷售、快遞員、夜班揀貨人，等等。最長的一份工作堅持了兩年多，最短的只做了兩個月。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疫情期間，封閉在出租屋的胡安焉百無聊賴，提取出在德邦某樞紐站做夜班理貨員的一段經歷，寫成《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發到豆瓣，文章一下火了，有出版社編輯找上門來，問能否再寫寫其余工作。于是，他打開記憶之閘，寫出首部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胡安焉的文字樸素、情感平實，表達真誠，尤其是寫他無數次迫于生計，不得不從事各種門檻不高的工作，進而又產生倦怠、逃離的過程，擊中了眾多想“躺平”但又不敢真放棄的打工人。

《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三個月后，胡安焉的名氣更大了。豆瓣上的讀者評論有近兩萬條，差不多30個記者以面談、微信文字或者電話的形式與他聯系，忙得都沒時間寫東西。“你是我見的最后一個記者。”7月中旬，我們在成都青羊區某居民小區見面時，他鄭重地說。

胡安焉的妻子是成都人，也是寫作者，兩人在文學論壇上認識，曾經都在北京上班。她在一個教培軟件做編輯，要跟家長推銷課程，內心始終對販賣焦慮有所抵觸，加上后來國家出臺“雙減”政策，就辭職回家照顧生病的家人。和妻子在成都的這兩年多，對曾經像游吟詩人般漂泊的胡安焉來說，生活難得平靜。

那天，胡安焉擔心我找不到租住小區的入口，專門到樓下等候。他穿一件寬大的橙紅色T恤，遠遠就揮手，隨后帶著我一邊大步走向電梯間，一邊語速很快地熱情介紹小區情況，周圍便利的文化設施，與書中多次寫到自己“社恐”、不善言辭的狀態完全不同。“確實人的潛能很大”，到家坐下后，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就像沒想到寫了14年小說，卻因一篇非虛構寫作走紅一樣，真正硬著頭皮和記者們接觸、逐一參加出版社安排的活動后發現，自己原來可以表達得很流暢。

他本姓范，“胡安焉”最初是豆瓣上的網名，后來變成筆名。命名背后沒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只是隨手取名的瞬間，腦子里想起了這三個文言詞，“胡”是“為什么”“何故”的意思，“焉”則含有反問，疊加在一起，代表對“何以安心”的追問。

幸運的是，自言“本性涼薄”的他，經過生活的反復錘煉，終于把工作和寫作完全分開了，一個純粹為了賺錢，一個純粹滿足精神需求。獨自埋頭在寫作之路上走了很多年后，哪怕沒有鮮花和掌聲，他也覺得自己“安心”了。

以下是胡安焉的自述。

出書后不一樣的我

假如你是4月初見到我，會發現跟現在不一樣。以前我很封閉，除了跟妻子說話，不會跟人有太多交流，表達也很拘謹。書剛出來時，我連記者的電話都不敢接，就在微信上接受文字采訪，同時接待好幾個。而且記者有些問題問得挺大，問我對年輕人的建議，怎么看“脫掉長衫的孔乙己”，第一次看到問題，我都沒聽過這個說法。我就是一個寫作的前快遞員，又不是社會學家，有時不知道該怎么回答（笑）。

一開始，我還老老實實去想，最糟糕的時候一天有十幾個小時都在回答記者的問題。后來被逼得沒辦法，精力實在不夠，就變成電話接受采訪。應付記者雖然打斷了我的寫作，但這是比較異質化的體驗，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不是出了這本書，像我這樣的人生經歷，在生活中是很難得到一般人的認可或者尊敬的——20年換了19份工作，現在在送快遞，你覺得別人會怎么評價我呢？

但書出版后，有些人不再持有單一的價值觀，能認識到人生質量不是由所謂的成敗來評價。當然沒有《我在北京送快遞》，我仍然能夠抵達一種自足、對自我價值的肯定，但可能需要10年或者5年時間，現在是加快了這樣一個過程。

以前哪怕在文學網站上寫小說，收到的反饋都是微乎其微的，就像在黑暗里邊走路一樣，不知道一步邁出去是怎么樣的?，F在不一樣了，我能通過網上的評價和讀后感，知道自己的困擾和軟弱在很多人身上也存在，只是他們擔心袒露出來會被人歧視，或者不想在競爭中被揪到弱點，想盡辦法掩飾了。我無所謂，都寫出來了。我也知道自己不是奇怪的另類，這是很大的鼓勵，否則做孤獨的個例，其實也會恐慌的。

很多人羨慕我總有放棄的勇氣，那其實是他們的解讀。在我這邊，也羨慕能夠堅持下來的工作狀態，堅持也是勇氣。實際上現在再來看，我也不是每份工作都有必要離開，假如能夠克服一些問題，有些工作還是有趣的。比如在上海的自行車店的工作，我喜歡騎車、裝車，收入方面也滿意。但是隨著慢慢變成一個老員工——其實也就工作了一年——處理不了老板和其他同事之間對抗的人際關系，夾在中間非常難受，就離開了。要是我干個四五年，有經驗了，以后再找同類型的工作也好找了。

大多數時候，辭職是我克服不了工作中出現的障礙。對我來說，“敢于放棄”的“敢”不是勇敢的意思，是我可以接受放棄一些東西而已，比如成家、生兒育女，和很多人的差異是，看不看得開。

我的非典型廣州人家庭

這可能和我的家庭環境有關。我是移民家庭長大，直到我姐結婚，我們家在廣州沒有任何親戚。我媽在上海出生，沒有兄弟姐妹，6歲隨家人到了廣州，生活習慣和方言都和之前完全不同，“文革”期間因為外公受過影響，內心有很深的孤獨和不安感，一輩子特別緊跟意識形態，總是用最高道德標準約束自己、要求子女。她在海南當知青時，認識了我爸。

我爸是貧農出身的客家人，1979年我出生后，從部隊轉業回到廣州，在事業單位做政工。我爸性格孤僻，不會打牌、打球、說粵語，跟同事沒有私交，每天最大的消遣是逛城中村、看《動物世界》。到去世都沒學會說廣州話，像個孤魂野鬼，孤孤零零的。

如果我父母生活在內地一個小富即安的地方，大家都很傳統、保守，可能我和別人沒有太多差異性。但是在千年商港、有非常濃厚的市井文化氛圍、更看重個人主義的廣州，大多數家庭看待問題的方式都是從利害、得失出發，我跟同齡人的成長環境差異就太大了。

尤其是改革開放后，大家更加積極追求各種成功，想辦法賺錢。到上世紀90年代，“搞錢”氛圍更濃了，事業單位也搞改革，要自負盈虧。這時我爸卻面臨下崗風險。其實他內心也想發財，但沒有能力，也沒有條件，就轉而對改革和市場經濟很排斥，把做生意和炒股看成是投機倒把。

那時我媽做財務，不肯配合廠長做賬。雖然最后廠長因為經濟問題坐了牢，證明她是對的，但在差不多十年里，她不知道如何應對領導的灰色行為，整個人非常焦慮，一直處于神經衰弱狀態，對我的情感回應也很冷淡——如果父母在孩子小時候，感情上給予回應和滿足，疼愛甚至是溺愛，長大后他們對想要的東西，可能會堅持要得到。

當時，我媽對社會環境的變化也是惶恐的。只是不斷對我說，要自律、克制自己的欲望，社會需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違法亂紀，走錯路、做錯事，要做一個規規矩矩的人，不鼓勵我出人頭地，或者發財。個人滿足在我父母看來都是可疑的，因為追求個人滿足，就要有野心、有進取心。

直到2007年我開始做生意，在合伙人家里聽到他和父母聊天，才意識到家庭環境的差異。他們家是典型的廣州人，重實際。父母會給子女做人生規劃方面的指引，告訴他應該怎樣做生意，目的是什么，還說規則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事的風險和回報有多少。

那次去他家，對我震撼挺大。我父母從不跟我談怎么掙錢，沒有風險回報比這個概念，認為我的人生規劃應該是社會來安排，社會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在父母那里，是講原則、守規矩，要不黑要不就白。而風險回報比的意思就是，你要走到黑或者灰色這邊，然后衡量冒的風險跟得到的回報相比，到底值不值得跨過這條紅線。

在這種家庭環境下長大，我的物質欲和同學相比自然更輕。他們做生意時除非迫不得已，不會輕易放棄。對我來說，放下來的阻力比較小，得不到我覺得也沒關系。

漫畫社的精神啟蒙

1999年，我中專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學校安排去一家四星級酒店做實習服務生。同學們都會討好部門經理，我很反感這樣做，覺得他們不體面，想跟這種可恥的人和行為截然區分開來。他們對經理越是諂媚，我對經理就越敵對。我始終不明白他們是怎么從一個學生搖身一變成為成人的，懷疑早在學生的時候，身體里就已經藏了一個成人，踏入社會后，輕松把學生的表皮撕掉。

20年后寫書的時候，我再回頭去看，那時的我矯枉過正。同學們沒有真的得到什么好處，我那樣做也是沒有意義的。是家庭教育讓他們更早理解到社會的一些規律，以比我成熟的眼光看待社會，他們只是習慣性跟領導處好關系，為了自己以后有事提要求方便。經理是無辜的。

在賓館實習時，父母還偷偷來看我。他們覺得養育的孩子終于工作，能夠建設社會了，真的是喜悅。這種觀點在今天看來不可思議。后來，我和中專同學又一起去加油站面試，他被錄用了沒去報到，可能就是家人阻止，覺得加油站工作被人看不起，收入不高，整天一身汽油味，沒有前途。但我父母卻覺得加油站好，因為他們覺得社會所有工種都是平等的。他們是理想主義的。

我曾經對家庭有過埋怨?，F在，從接受采訪、參加活動，還有網友的評論中，意識到家庭環境對我其實有良性影響的一面。父母對我很寬松，從不定目標，包括成家或者生兒育女都不強迫。早年他們還特別反對攀比，因為當時官方報刊是這樣說，他們就這樣認同?，F在想來，他們的態度也給我一個自由的空間。

開始對我寫作產生影響的工作，是2003年在一家漫畫社。那家漫畫社在國內還是有點名氣，漫畫雜志我每期都買，上面刊登了招學徒的信息。我按照他們的要求畫了一幅漫畫，就通過了。不過因為沒有工資，只管吃住，也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工作。

當時我已經24歲，做過6份工作。之前在加油站、酒店、專賣店里，沒有一份工作與文藝沾邊，我父母既沒有文藝細胞，也沒有文藝愛好。在漫畫社，我第一次接觸到對文藝方面有追求的人。令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們當時年輕、叛逆，喜歡反對某些規則的約束，主動把自己邊緣化，做的東西也不求商業回報。

而我受家庭影響很大，服從性非常強，非常循規蹈矩，不會反思。不斷換工作，我也害怕。當時我在想，按照現在換工作的速度，10年是不是就要換20份？以后怎么辦？我怕有一天老了，連生存都有問題。我還認為，自己老是換工作、融入不了社會是我有問題、不成熟。

但他們認為，我身上不成熟的品質是寶貴的。是社會病了，因為你不是垃圾，所以你才不能夠待在垃圾場。而在那之前，沒有人這樣肯定過我?？梢韵胂?，那時他們的話對我觸動有多大。

后來，因為漫畫社的人都太理想，雜志做得不好，大家都分開了，我也繼續去別的地方上班。但那段經歷給我埋下一顆種子，讓我意識到工作不是人唯一的選擇，還可以有一個更廣闊的精神世界。

競爭手段丑陋的女裝店

我的第十一份工作是在南寧開女裝店，那是我從事時間最久，造成精神傷害也最大的一份工作。

當時，我和讀大專夜校認識的朋友都打工打到懷疑人生，決定一起做生意。一番考察后，我們從廣州批發流行高仿女裝到南寧去賣。

那個商場里客流量就是那么多，所以競爭非常激烈，手段也是丑陋的。跟競爭對手之間既要提防，又要互相依存，比如上洗手間或者去打飯，肯定要叫對方幫忙看下店。但也要向對方隱瞞爆款貨源的進貨渠道。客人問衣服多少錢，也不能說出來，而是把價格按在計算器上，否則對方聽到，第二天這件衣服就賣得比你便宜。我在那里，就是這樣和競爭對手表里兩套，虛與委蛇，最后關系也搞得很差。

我本身就很敏感，對我傷害挺大的是，競爭對手還給顧客說我的壞話。具體說了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一些顧客就帶著莫名其妙的敵意來，還有些人從店外路過時，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樣。有時，競爭對手還找熟客來試探我的價格，不過都被我識破，因為他們也不是什么玩弄陰謀的高手，用的都是很粗糙的手段。但是我在意別人的評價，就很容易受到影響。

店主之間也會互相說閑言閑語，很多都可以說是無中生有。造謠、誹謗、中傷、抹黑，在商場里是很常見的。我不知道這種競爭和當時南寧經濟發展相對比較落后是否有關。那邊沒有地鐵，一碗螺螄粉才3塊5，可能因此大家才眼界很狹小，都去拼命爭一點小的東西。

我本身就不喜歡搞這些競爭手段，不喜歡跟人聊天，不喜歡說別人壞話，也不喜歡騙顧客說這是正版。以前要是工作中出現這種情況，很快就辭職逃跑了。但在南寧不行，我找父母借了2萬塊錢投到服裝店，只能咬緊牙關扛下去?？噶藘赡甓嘀?，遇到太多人對我表露敵意了，我開始對人有強烈的回避心理，遇到陌生人心態也不好了，覺得別人看我的目光里都隱含了一些評價。

在南寧開店，是我人生的一個分水嶺。那時我交了一個女朋友，一直都是希望入世的，過一般人的生活，成家、生兒育女，所以一直在努力賺錢。南寧的經歷可以說把我性格中害羞內向、不喜歡社交的一面完全催生出來了。最后身心俱疲，覺得入世的追求滿足不了我，很骯臟，沒有什么質量，不純粹。

后來，女朋友也覺得我做生意前途渺茫，最終選擇聽她媽媽的話出國。當我知道她的決定后，更多是一種解脫。

寫作讓我心安

工作這條路給我的痛苦多于傷心。2009年，我帶著女裝店賺的6萬塊錢回到家。差不多有三年時間，就想躲在家里關起房門誰都不見。而且我也知道，以我的能力也好，年齡也好，很難去追求一般人說的那種成功的人生。我想透了，所謂成功的人生給我的快樂滿足其實也沒什么，我本身就不像一般人那么喜歡吃喝玩樂，或者享受生兒育女的快樂。

也是從30歲之后，我就不把自我價值的實現寄托在工作上了。我發現，寫作才是我的價值所在。于是，我就像我喜歡的一些作家一樣，循著他們的路去追求一些精神上的富足。那段時間，我看了很多塞林格、卡佛、海明威、卡夫卡等作家的書。

我喜歡塞林格，他的所有作品都在寫純真和這個世界的格格不入，乃至被毀滅。我最初的寫作就是從模仿塞林格開始的。后來也嘗試模仿過卡佛，他的小說語言是偏實用的，類似新聞報道那種，沒有太多的修辭?？ǚ鸸P下典型的人物，往往是那種為生存而掙扎，沒什么文化和精神追求，身上又有著種種缺點的人，就是今天我們身邊大多數人的樣子。因為卡佛自己就出身于社會底層，他很熟悉這類人。

《我在北京送快遞》其實相當于回憶錄，對一個寫作者來說，沒有人希望自己的代表作是一本回憶錄。實際上我更希望你是因為我的小說來采訪，我希望能有一本書取代《我在北京送快遞》，成為我的代表作。非虛構寫作是靠內容取勝，不用考慮結構，難度上比寫小說低得多，寫起來比較輕松，速度也快，小說經常寫著寫著就寫廢了。以前，我寫的小說在寫作小圈子里還是有點名氣的，我在黑藍文學論壇做過小說版的客座版主?！段以诒本┧涂爝f》出版后，出版社對我的小說也感興趣，有兩本小說會出版，其中一本的名字已經定下，叫《我比世界晚》，講我的精神成長。

假設2020年的時候我沒有寫《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到今天為止，肯定也是默默無聞地在寫小說。也許，更多接觸過我的人會覺得，我是個失敗的人，糟糕的人，或者我的家庭教育有問題，才導致快40歲了還在做這種沒有意義的事情。但我不是這樣看，無論有沒有出版這本書，我是怎樣的人本身沒有變化。

現在，我的內心還是有些粉塵飛揚，而不是沉淀狀態，但總的來說比10年前要平和多了。我希望通過寫作獲得一種生命上的滿足感、成就感。一個社會有更多人能夠接受人和人之間的差異，這是推動社會文明發展的一種方式。多元的社會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追求、價值、信仰，互相之間沒有必要因為差異而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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