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青蛙在井底上躥下跳,水里水外自由騰挪:“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蝦、蟹與蝌蚪,莫吾能若也。”——這是《莊子·秋水》里說的,青蛙自稱蝦蟹蝌蚪都不如他。接著,一只來自東海的鱉初心了,語重心長地跟他講大海是什么樣的:千里之遙不足以形容其寬廣,千仞大山不足以形容其深,不論旱澇,海平面都不見絲毫的升降,等等,說得青蛙一愣一愣,“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井底之蛙的故事盡人皆知。莊子有一句總結:“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什么叫“拘于虛也”?我不知道莊子的研究者如何來解釋它,但就我所見,一般都把“目光短淺”這樣的貶義詞套到井蛙這個動物身上。
是時候推敲一下這個成語了。首先可以推敲的是故事的修辭術。青蛙是弱小的,井又是拘束的,為此,青蛙的自我認識才特顯得驕傲、狂妄,不知天高地厚,我們覺得它不配驕傲。可故事里的動物若是一只老虎又當如何?它統治著一個山頭,也不知道外界的高山多高,大海多深,它可以驕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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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以體會的一點是:青蛙狂妄自傲雖然不好,卻來得很自然,源于它感受到的自由:在自己的領地上,能自由自在地游弋,不缺食不少水,它憑什么不自傲呢?他又有什么動力去井外看看,以發現自己的無知呢?在大地上生活的人類,絕大多數群體,一旦感到自身比較安穩地定居下來,就會產生驕傲,哪怕在一個在文明人看來社會發展水平十分落后的島嶼,島上土著人都會視自己為大地的中心。
550年前,當哥白尼出生的時候,世上能經常做長距離移動、能領教世界之大的人是很稀少的,也就是商人海員和一些具有探險熱情的旅行者。每個人本質上都是井蛙,國王、大公、伯爵、地主們尤其如此,他們特別需要把自己生活的地方視為中心,而為他們服務的勞動者,也都懂得效忠于領地和領主,從而將自己的價值最大化。
那時的人已經知道世界是個球體,但是地球之外是什么樣的,人們就無法做持久細致的關注了,何況,他們就像井蛙一樣,也看不出這么做的必要性。基督教牢牢地確立了上帝創世的觀念,人們在各處建立教堂,社區圍繞教堂成型,這種共同體格局鼓勵人們安土重遷,視自己的居住地為中心。進而,天文學理論,正如托勒密的“地心說”所表現的,也把地球這個人類生活的星球看作寰宇的中心——沒有不這樣做的理由。
看上去,肉眼能識別出的星體都圍繞著我們,而太陽東升西落,星體的光芒白天被掩蓋,夜里又出現。其實,“東升西落”這個詞就意味著我們位于“中”,在這個問題上,不管處在何等社會層級里,所有人的直覺都會得出一樣的結論。但話說回來,《圣經》里也可以說潛藏著日心觀點,經文中多次強調了太陽照耀萬物,人們讀到這些,不難把太陽跟上帝聯系起來,敬奉上帝的行為,同對太陽的古老崇拜之間,從精神上來講可以說是一致的。
哥白尼的人生契機,會跟一般人有何不同呢?他生于1473年2月19日,按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所講,他的身份是一個“教士”。他的確干了許多年的教士,而且安分守己,很是虔誠,不管誰來寫他,都會說到他一生都安靜,恪守宗教人員應有的低調規矩的道德,保持獨身,規規矩矩地做著他應該做的工作,從法事到公務,去向農民收租,處理農民之間的糾紛,巡查教區內的農場,等等。
從前的歷史書上印有畫師從畫像上粗糙描下來的哥白尼肖像,看上去男女不明,頭發烏黑,顴骨很高。他的母親出身高貴,來自西里西亞,父親做銅礦生意,在兒子十歲時去世,他跟兒子的姓名一樣,也叫尼古拉·哥白尼。
不過哥白尼也曾到過歐洲其他地方。1891年,18歲的他像其他波蘭貴族那樣,離開自己被普魯士占領的家鄉出國游歷。他到意大利著名的中世紀學府波倫亞大學學習法律和占星學,這引起了他對天文的興趣。按照亞里士多德的概念,宇宙屬于“月上”世界,這個提法其實也很強勢地確立了地球才是中心,確切地說,誰開始探索自身之外的世界了,誰就掌握了主動權,有資格聲稱自己是中心。不過,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觀與他的老師柏拉圖是有沖突的。在哥白尼的時代,新柏拉圖主義是流行的學說,它認為亞里士多德限制了宇宙的廣度,這損傷了上帝的完美。科學和神學,在那時是混合在一起的,觀測自然界和宇宙的人必須援引神學來“校準”自己的學說。
哥白尼曾和自己的老師多米尼克·馬利亞·德諾瓦拉一起觀測過月掩畢宿五。那時沒有天文望遠鏡,可以觀看的天文現象有限,可就是在這次觀測中,哥白尼發現了月球的視差和托勒密的預測不一致。1500年,做了5年教士的哥白尼來到羅馬,做數學老師。他在羅馬干了什么事情,后人一無所知,只是在《天體運行論》中有一條記錄說,他在1500年11月6日午夜過后看了一次月食。
三年后他回到故鄉波蘭的克拉科夫,幫著他叔叔做事——他有醫學本領,也善于處理各種事務。那時波蘭人正在對普魯士的統治發起反抗,哥白尼似乎也為此做了一些事情,可他的興趣無疑是在天文和數學上。在連續看到一些與現有的星表星圖不相符合的天文現象后,從1506年開始,他著手用數學的手段來計算他的日心體系。
在一種通行的、簡陋的教科書式的描述中,哥白尼一點一點發現了地心說的問題,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日心說。但一本稍有深度的科學史著作會否認這么簡單的路徑。我們應該了解一些事實,比如,古希臘的亞里士達克是最早明確提出日心觀點的人;比如,哥白尼自己受到了多種觀念的影響,包括新柏拉圖主義或畢達哥拉斯主義;再比如,托勒密的學說雖然被哥白尼顛覆,但也提供給后者以必要的對宇宙的想象,其權威著作《天文學大全》具有清晰明朗、易于接受的優點,不僅如此,托勒密還在書中承認宇宙邈遠無邊,人站在地上,與天上的恒星相距之遙難以想象,為此想要對恒星視差做出精細的測量幾乎不可能。
這樣的描述對哥白尼突破常人直覺是絕對重要的。從1508年開始,哥白尼在《短論》中寫下一些當時可以視為異端的觀點,其中之一說:“并不存在一個所有天體或天球的共同中心”——這句話不只是否定了地球為中心,而是站在想象宇宙的高度上,連太陽為中心都給一起否掉了。他的日心學說,僅僅是就地日關系的范圍來說的,他用地球繞著太陽轉動,來解釋為什么太陽會有恒星視差。實際上,他還接受那時廣為人信的天球說,認為地球掛在天球之上,天球也繞著太陽轉動。
真正觀察到恒星時差,要到19世紀以后,而哥白尼沒有觀測到,卻做出了一個正確的斷言。據此,托馬斯·S.庫恩才在1957年的著作《哥白尼革命》里,對觀念引導實驗這一點做了很大的文章。庫恩暗示,科學的真理性是相對的,一個科學家的革命性成就,往往是源于某種偏執的“信”。這個觀點引起了激烈的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哥白尼學說的成功具有相當的偶然性,像他這樣一個安分守己的教士,怎么可能想到自己小心翼翼的斷言會給世界帶來什么呢?
哥白尼在1510年后移居弗萊恩堡,從此徹底待在了教職上。他做的事情,零散地出現在后人的不同記述中,充滿了傳聞色彩。有一位醫學博士亞歷山大·利特爾說,哥白尼主持修建了一座水塔,塔有30多米高,用兩個棱柱形的滾筒抽水;又有一個數學家馬特拉克說,在那些年里哥白尼解決了當時的兩個球面三角形難題,在三邊邊長已知的情況下求三個角的大小,以及反過來,在三個角已知的情況下求三邊邊長。搞數學和天文學的人需要特別安逸的環境,才不容易因為生命作為耗材而流逝感到恐慌,也不容易為了等待一個天文現象而焦慮。
哥白尼記錄了他三次觀測的月全食,和三次觀測到的火星凌日。他在1515年開始寫《天體運行論》。寫書時,他的決心也許發生過多次動搖,在一封信里,他說自己預想到了別人的反應:“我害怕自己會遭到他們的蔑視,這種害怕幾乎讓我把寫好的著作扔了。”不過由于介入了當時的歷法改革,哥白尼的書寫也在不同程度地繼續:日和月,這兩個與人類關系最密切的天體,決定了人類用什么樣的單位來計算時間——月盈月虧的輪回成了“月”的概念,繞日一周的天數又構成了“年”的概念,這類偉大的關聯足以使哥白尼感到天文學負有怎樣的使命。
從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天文學就講求和諧,天體運動必須符合一定的審美,哥白尼對此不僅沒有否認,而且更加堅持。他最突出的一個謬論,就是一切天體運動都必然是繞圓周的、勻速進行的,而圓,最遲自畢達哥拉斯起,就被看做是最完美的幾何形狀。在這方面,托勒密對行星運動的“偏心勻速”的解釋似乎還比哥白尼稍微正確一點,可是哥白尼認為,否認天體的圓周運動,會有損于天文學這門“技藝”。
雖然《天體運行論》要寫很久,但《短論》和哥白尼的各種理論早已流傳出去了。幸運的是,他生活的年代的天主教會比較寬容,遠比后來的特倫托宗教會議、耶穌會以及宗教裁判所一一登場后的教會寬容。1533年,當時的教皇聽說了他的理論后沒什么反應,更何況,哥白尼的數學知識還能對當時的歷法改革有所貢獻。
哥白尼的書直到他1543年去世時才出版,他死的時候手中就夾著一本。考察距今500年的人,總會覺得他們的生活內容過于簡單,節奏過于緩慢,一生好像沒做幾件事。哥白尼把這本書題獻給教皇,他的朋友奧先德在給此書寫序時,又一次強調了這是一個“假說”,而書本身又難讀得很,充滿了一般人無法理解的數學運算過程。在伽利略的時代到來之前,天主教會一直沒覺得它有什么不對勁的地方。這種“疏忽”對于教會來說恐怕是致命的,而地球,也因為這疏忽而從毫無疑義的宇宙中心的位置漸漸淪為普通一星。當伽利略和開普勒的發現一一問世,哥白尼“假說”得到證實時,人們必須承認,沒有哥白尼的“突發奇想”,也許伽利略和開普勒的觀測會找不準方向。
可是地球被“下放”帶來的后續結果,恐怕不是哥白尼能接受的。托馬斯·S.庫恩贊揚哥白尼完成了一場“偉大的失敗”,他認為,哥白尼是想要圍繞地球轉動這一點,設計一個本質上遵循亞里士多德理念的體系,但他失敗了,他的追隨者們接二連三地上,干脆毀掉了亞里士多德的體系。這個解釋非常之高級,說出了科學進步、人類觀念的進步中的吊詭的偶然性。
然而哥白尼若是再生,他會為另一個事實而遺憾:人類—地球的中心位置,是基督教神學所賦予的,一旦失去,再要收回就十分困難了。他畢竟是個正統的教士,可是出于某種執念,某種在多年以后常常被稱贊為“追求科學真理”的執念,他成了正統信仰的掘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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