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婚姻標準不斷變遷，應該重新思考離婚、晚婚和不婚了

頻繁登上熱搜的離婚觀察紀實類綜藝《再見愛人2》日前收官，與此同時，民政局公布的一組數據引起關注：2022年，中國離結婚比例高達43.53%。

《再見愛人2》被網友評為“一年一度探討‘親密關系’的公開課”，在第二季中，參與嘉賓的婚姻樣本涉及老年夫妻、異地夫妻、閃婚閃孕夫妻，親密關系的矛盾與沖突更加集中。在綜藝節目中，從相親、戀愛、結婚、蜜月、懷孕、養育，直至分離，人們想了解想關注的親密關系議題，都抽絲剝繭地呈現在公眾視野中。

愛、婚姻和親密關系是永恒話題，也是社會最有力的支持系統。學術界陸續出版諸多關于親密關系的研究與著作，探討在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親密關系對于個體、婚姻、家庭和社會變革之間，正在發生什么變化。

【資料圖】

今年1月，《親密的分離：當代日本的獨立浪漫史》（下稱《親密的分離》）一書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薄荷實驗出版，該書作者是專注于當代日本的文化人類學家艾莉森·阿列克西。作為一部當代日本的情感民族志，書中收集了離婚過程中不同階段的私人故事，探索個人、法律、社會及經濟結構等多個方向在浪漫關系上的交匯，表達當代人對愛情和婚姻的看法。

在《親密的分離》一書中，人類學家艾莉森分析了日本社會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至21世紀的諸多變化。

二戰后，日本社會形成一種共識與準則，一個負責任的社會人必定會走進婚姻。夫妻通過經濟利益彼此聯結，丈夫做有償勞動，妻子則生兒育女，操持家務。在企業實行雇傭終身制的作用下，一個個穩固的家庭締結起一股社會力量，促成日本在戰后實現經濟騰飛。

但在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后，社會上穩定的就業機會減少，鐵飯碗不復存在。日本男性在一家公司干到退休的穩定基礎被動搖。21世紀初，小泉內閣提出，家庭中的女性應該做出結構性改變，以稅收補貼的政策鼓勵家庭主婦進行兼職工作，幫助日本走出經濟衰退。小泉純一郎甚至用新自由主義的修辭暗示，過去的家庭主婦依賴社會過日子，這也相當于貶損了日本家庭曾經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合作模式。

家庭傳統的舊模式消亡，影響著日本人重新審視過去的“理想婚姻”模式，日本人對親密關系的態度也在發生轉變。

艾莉森談到，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婚姻模式中，日本夫妻間的日常生活與社交幾乎完全分開，男性奉獻給工作，女性奉獻給家庭。在新自由主義推崇的個人主義、市場經濟意識形態下，日本人開始追求“心靈伴侶式婚姻”，家庭責任、傳宗接代退居其次。

日本年輕人對親密關系的看法發生改變，老年人的“熟年離婚”也成了社會現象。一些日本女性在丈夫退休之后，主動選擇離婚，從終身家務的束縛中脫離出來。

日本主婦年輕時可以為家庭和孩子隱忍，但在丈夫退休后，沒有共同語言的兩個人繼續朝夕相處，變得難以忍受。過去的日本人將離婚與晚婚、不結婚、孩子心理問題等“家庭問題”混為一談，將其視作人生的失敗，現在，這些問題開始擁有賦權、獨立、幸存、逃離等符號象征。

《親密的分離： 當代日本的獨立浪漫史》

艾莉森·阿列克西 著 徐翔寧 彭馨妍 譯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薄荷實驗 2022年11月

美國布朗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徐翔寧是《親密的分離》中文版譯者。她認為，中國人的婚戀與親密關系正處于一個獨特時期，傳統與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幾股力量相互交織，使得親密關系處在一股復雜的張力中。親密關系既處在公領域，又屬于私領域，對個人來說，親密關系非常重要，同時又受到不同社會的文化規范、法律的影響和塑造。

人們如何維持一定程度的親密關系并保持各自的自由空間？如何在傳統模式不再可行之際，建立有意義、有愛、相互扶持的親密關系？

《親密的分離》并沒有給出具體答案，也不對日益增多的離婚現象做出任何評判，但它會幫助人們去理解，日本人對待親密關系的態度如何在20年里發生轉變。對于當下的中國人而言，這種轉變的過程并不陌生，甚至有一些共鳴。

第一財經專訪了徐翔寧，以她的視角，對中日兩國親密關系的變化給出一個更全面的視角。

對話徐翔寧：想了解親密關系的本質，離婚是一個非常獨特的角度

第一財經：這些年，離婚話題的影視劇與綜藝的熱播，中國離婚率的上漲，使得親密關系問題備受關注。《親密的分離》這本書，能帶來哪些新的關于親密關系的認知？

徐翔寧：如果想了解親密關系的本質，離婚是一個非常獨特、有意思的角度。

戀人在蜜月期常常看不到對方的缺點或不足，但在荷爾蒙褪去后，方方面面都會顯現出來，變得異常清晰，清晰到扎眼。很多人在離婚的時候都會感嘆，眼前的人到底是不是當初熱戀時的情人？

《親密的分離》這本書里，我覺得有三個方面帶給我們對于親密關系的不同理解。

第一個方面有點老生常談：錢不是萬能的。在作者做田野調查的時候，很多日本男性認為，離婚的原因很簡單，女性的經濟能力決定一切。如果一個女性可以在經濟上自給自足，她就可以不需要婚姻。

甚至有一種日本社會主流聲音認為，以前離婚率低，是因為妻子全職在家，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自然不會離婚；現在隨著女性教育程度逐漸增高，職業選擇和工薪范圍都比以前好，離婚率自然上升了。

在作者的田野調查中，她觀察到的其實并不完全是這樣。有一部分老年女性決定離婚，確實與經濟相關，彼時日本正在修改法律，容許離異妻子得到一部分丈夫的退休金。但大部分女性離婚時想的是，“我是否喪失了自我”“在這段關系中我是否快樂”“這段關系是否可以忍受”。其實經濟并非離婚的重要決定因素，相當多的女性甚至因為離婚直接落入貧困。

第二個方面是，理想婚姻的標準在不斷變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日本模范夫妻幾乎都是“男主外、女主內”，丈夫有穩定、體面的工作，從經濟上支撐家庭，妻子負責家里的一切。兩個人可能生活在平行宇宙，沒有共同愛好也沒有共同話語，可能天都聊不起來，坐在一起只能面面相覷。

到21世紀初，日本年輕人已經不能忍受這樣的婚姻模式了。如果說兩個人不是朋友，不能給對方高質量的陪伴，那么幾乎就不可能發展出親密關系。過去的婚姻模范，成了反面教材。

同時，戀人的標準也在發生改變。2005年，日本流行“肉食男”“食草男”的說法。如果說“肉食男”指的是傳統大男子氣質的領導力，“食草男”則是新世紀的新標準——雖然可能不是傳統的陽剛氣質，但是他們更加溫和、體貼，不恃強凌弱，會見義勇為。

第三個方面，親密關系和政治、經濟有密不可分的聯系。書中有一章主要講“親密關系中的政治經濟”，從前的經濟模式沒有給男性任何“顧家”的空間，在日本經濟最輝煌的時期，大公司里的工薪族（男性）撐起半壁江山，工薪族不僅白天繁忙，下了班還要和客戶同事聯絡感情，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同時，日本財政也扶持傳統的夫妻模式。

但在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之后，男性雖然還是“一家之主”，但很多人失去穩定收入來源，從前的婚姻模式進一步受到挑戰。

第一財經：這本書的田野調查期，正好是日本經濟社會的轉型期。作者將新自由主義與親密關系聯系在一起，認為新自由主義崇尚的個人主義、原子化、理想的自我，影響了當代日本人對親密關系的態度。在推崇個人主義的時代，婚姻、親密關系是否正迎來新的挑戰？

徐翔寧：這個問題取決于如何理解新自由主義中的個人主義，以及機遇和挑戰的對立統一。個人主義這個詞聽起來像是和集體主義相對的，很多人會以為，一旦崇尚了個人主義，就只在乎自己的得失，不管他人死活。但其實新自由主義經濟中的個人主義不一定是利己主義，也是有利他的概念的。個人主義主張個人的自主權和自由，這不代表他們不關心其他人的利益。在遵循道德和道義的前提下，個人可以通過合作來實現利他。

如果說個人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是更了解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確實會對傳統的婚姻模式、親密關系形成挑戰。就像剛才說的，如果女性專注于家庭付出，可能會讓她們覺得喪失自我，覺得應有的權利沒有得到承認和滿足。諸如此類的挑戰其實也是機遇，讓婚姻模式和親密關系升級迭代。只有更好滿足各方權益的模式，才是更適合當今社會的模式。這種挑戰會促進在家庭、關系制度上更進一步，是促進社會進步的機遇。

第一財經：中日兩國在婚姻的習俗和態度上，有哪些不同與相似？中國人對待親密關系的態度是否變得理性成熟？

徐翔寧：在我看來，相似的部分是對離婚的看法和離婚過程的艱難，不同之處在于，兩國的人口結構以及地域差異。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離婚仍然是一件挺難啟齒的事情。人們對于離婚的態度比較曖昧，雖然不像三四十年前那樣，覺得見不得人，但依舊還是一個相當沉重的話題。

中國的情況很復雜，隨著人口結構、城鄉差距、地域經濟結構不同而產生更多的形式和變化趨勢。父母那一代人和年輕人的想法不同，原子家庭為主的地區和宗族文化濃厚的地區也會有差異。在同一個時代，也許我們就能看到完全相反的態度和處理方式。

這些年，國內有一個改變，是價值觀多元化的趨勢。隨著大眾對人生思考的深入，親密關系不再是人生的全部，孩子也不是人生的全部。雖然也有很多人深陷糟糕的關系無法脫身，但當人們理解親密關系的多元化之后，對別人、對自己都會更寬容。相對而言，不會把人生的幸福全部寄托在親密關系、婚姻或是小孩的成就上，這當然可以說是成熟的一種表現形式。

第一財經：上世紀70年代，日本人對婚姻有風險意識和保護孩子的意識，通常選擇隱忍，直到孩子成年結婚才選擇離異。新世紀的日本人開始認為，離婚恰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成長環境，甚至是女性占主導地位的一種選擇。怎么看離婚在當代社會語境中的變遷？

徐翔寧：在上世紀后半葉，如果一個日本人的父母是離異狀態，在婚戀市場上可能會被人看低，學校也有可能因為家庭情況而酌情錄取。那時候的日本夫婦為了保護孩子而不離婚，是可以理解的。

隨著近幾十年離婚污名減弱，這種結構性的阻力減小甚至消失，父母可以更多關注子女和自己的情感精神健康。當父母理解到子女以及自身在糟糕的關系中承受的壓力，相對從前來說，離婚也逐漸成為保護孩子的手段。

為了保護孩子而不離婚的想法，在中日兩國之間多少是相似的，但變遷軌跡是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我覺得當然一方面要考慮到中國本身人口、地域以及文化的巨大差異，另一方面是對于母親、女性權利的保護也有待觀察。在日本，從監護權上來講，法律是偏袒女性的，母親更有可能獲得監護權。但是在中國很多地方，小孩尤其是男孩在家族中的地位很重要，母親如果不能在婚內撫養男孩，在離婚過程中很難獲得在監護上的話語權。

第一財經：日本這些年涌現熟年離婚的案例，《再見愛人2》中也將離婚嘉賓的范圍擴大到60歲以上人群。熟年離婚反映出什么社會變化？

徐翔寧：一方面，隨著人們壽命的延長，對生活質量和幸福的要求變得更高。有些人在老年后發現，婚姻不再適合，離婚成為一個可行的選擇后，自然不會在剩余的寶貴時間里忍受糟糕關系帶來的壓力和痛苦。

另一方面，女性的權利意識覺醒，也促成了熟年離婚的涌現。女性不再壓抑在婚姻中，選擇離婚，也是在追求更幸福的生活。

第一財經：很多人想知道，如何在保持獨立的同時，又能建立浪漫、依賴的親密關系？作為人類學者，你是否有答案？

徐翔寧：這個問題的關鍵是，雙方能不能對于親密關系、個體獨立有比較高的共識，能在生活中創造出讓彼此舒適的模式。哪怕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也不見得就一定代表弱勢的一方完全喪失獨立。

兩個獨立的人，如果對親密關系的理解有偏差，也很難維持。比如書中提到的一對投行夫妻，丈夫雖然同意妻子在婚后繼續工作，但仍希望妻子同時承擔起全職家庭主婦的職責。

當然，任何形式的親密關系都不能夠脫離一個包容的社會、以及法律的保護，社會制度上的保障也應該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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