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巨大威脅”正在危及我們的未來。雖然其中有些已經醞釀了很長時間,但另外一些才出現不久。疫情前期頑固的低通脹已經讓位于今天的過高通脹。長期停滯,即因總需求疲軟而導致的長期低增長,因為負面總需求沖擊與寬松貨幣和財政政策相結合,已經演變成為滯脹。
(資料圖)
曾經的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現在都在快速攀升中,由此推高了借貸成本并可能導致債務危機大規模爆發。超全球化、自由貿易、離岸外包和即時供應鏈的時代已經讓位于新的去全球化、保護主義、制造業回流(或“友岸外包”)、安全貿易和“以防萬一”的供應鏈冗余等狀況。
此外,全新地緣政治威脅正在加大冷戰和熱戰的風險,并進一步導致全球經濟巴爾干化。氣候變化的影響越來越嚴重,而且速度也比我們之前預計的要快得多。疫情也可能變得更為頻繁、致命和代價高昂。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機器人技術和自動化等領域的進步可能帶來更多不平等、永久性技術失業以及用于挑起非常規戰爭的更致命的武器庫。所有這些問題都助長了民族資本主義所引發的反彈,并增強了左右翼民粹主義分子、威權主義和軍事極端分子的力量。
我所謂的巨大威脅被其他人稱之為“多重危機”——這個詞不久前剛剛登上《金融時報》的年度熱詞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塔琳娜·格奧爾基耶娃談到了“災難的匯合”。去年,她曾警告,擺在世界經濟面前的考驗或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峻的。同樣,美國財政部前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指出,我們正面臨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迫的經濟和財政挑戰。而世界經濟論壇在其最新全球風險報告中提出警告,未來十年將“獨一無二、不確定和充滿動蕩”。這份報告是在上月精英齊聚達沃斯,探討如何在“分裂世界展開合作”前剛剛發布的。
因此,無論更愿意用哪個詞,人們都普遍認為,目前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是史無前例、非同尋常和出人意料的。從短期看,更多動蕩、更高風險、更激烈的沖突以及更頻繁的環境災難并不出乎我們的預料。
在其誕生于兩次世界大戰間隙的偉大著作《魔法山》中,德國作家托馬斯·曼描繪了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思想和文化氣候和瘋狂。盡管托馬斯·曼在戰前就開始寫作手稿,但直到1924年才最后完成,而這種延遲對他的最終著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的故事在一家療養院展開,給予他靈感的達沃斯療養院,他曾經參觀過,這家療養院所在地與現在舉辦世界經濟論壇相關盛會的山頂會址(斯哈澤爾普酒店)相同。
這樣的歷史聯系實在太過恰當。相比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長達75年的相對和平、進步與繁榮,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大威脅時代與1914~1945年這悲劇的30年更為相像。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個全球化時代并不足以阻止1914年世界大戰的爆發。疫情(西班牙流感)、1929年股市崩盤、大蕭條、貿易和貨幣戰爭、通脹、惡性通脹、金融危機和大規模債務違約緊隨著那場悲劇爆發,失業率高達20%以上。恰恰是上述危機支撐了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德國納粹主義、西班牙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最終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大屠殺而達到高潮。
但今天的大威脅其恐怖不亞于30年前,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可怕。畢竟,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生活的一代人還不必面對氣候變化、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威脅,或與社會老齡化相關的隱性債務(因為社會保障體系尚處于初期階段,而多數老年人在拿到第一張養老金支票之前就去世了)。此外,世界大戰在很大程度上是常規沖突,而現在的大國沖突可能很快失控轉到非常規方向,最終可能導致核毀滅的爆發。
因此我們正面臨不僅1970年代(一而再、再而三的負面總供給沖擊),2007~2008年期間(危險的高負債率)以及1930年代最糟糕的狀況。新的地緣政治蕭條正在加大熱戰和冷戰的可能性,上述因素非常有可能重疊并最終造成失控。
據我所知,今天達沃斯論壇的與會者,沒有哪個正在撰寫一本大威脅時代的偉大小說。但今天的世界卻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人們在閱讀托馬斯·曼著作時所感知的那種預兆。我們太多人在峰會上沾沾自喜,而忽視現實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無視眼前的一切警報,活得就像個夢游者。我們最好趕快醒來,不然山就要開始搖晃了。
(作者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榮譽教授,現任阿特拉斯資本團隊首席經濟學家。版權: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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