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在過去一個月,早年最“性感”的綠色投資標的特斯拉暴跌超40%,今年迄今跌幅高達近73%,12月27日當日跌幅就高達11%。部分綠色概念股的估值亦在前兩年已被透支。
然而,隨著溫室氣體排放創歷史新高,《巴黎協定》將升溫幅度控制在1.5℃的目標已岌岌可危,國際投資機構對于組合的減排越發關注。與此同時,“低垂的果實”又已被采摘完畢,僅買電動車等綠色概念股,或直接剔除高排放成分股,或已無法滿足要求。關注綠色投資的機構開始將目光投向更具轉型潛力的傳統行業,這也將是2023年的趨勢。
例如,日前大型國際資管機構景順(Invesco)與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綠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聯合發布《煤炭開采、燃煤發電、鋼鐵行業上市公司碳排放現狀和轉型分析》報告,報告尤為關注三大行業(電力行業、煤炭開采、鋼鐵行業)的綠色收入特點。“原先投資者可能青睞一些新的綠色科技企業,例如過電動汽車行業表現亮眼,但是也有一些客戶更意識到,長期的一些投資機會會來自于高碳排放行業的轉型。”景順ESG客戶策略亞太區總監陳浩揚近期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煤炭開采、燃煤發電和鋼鐵行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高能耗、高碳排行業的低碳轉型對于中國實現雙碳目標至關重要。低碳轉型會為減碳科技,傳統行業轉型與綠色發債帶來相關投資需求與機會。”
(資料圖)
關注三大傳統行業的“綠色收入”
在中國的能源系統中,84%是化石能源,煤炭在一次性能源中占比為57%。為了實現2060年碳中和目標,風電、光伏最終在一次能源結構中的占比大約需達65%-70%。這一目標挑戰重重。
主流觀點認為,在新能源發展尚不成熟之際,未來還是需要傳統能源和新能源共同發展,依靠煤炭發揮作用,結合煤炭的高效利用,例如碳捕集(CCUS)等。美銀證券預計,從現在到2030年,煤炭年平均下降約1%, 2030年之前,煤炭占一次性能源比例仍將保持在50%左右。
“在碳中和目標下,很多不同的行業需要轉型,對于轉型來說,綠色收入是非常好的衡量指標,”陳浩揚稱。“綠色收入”作為識別企業可持續活動的價值指標,將有助于銀行對企業的環境風險進行全面動態的管理和評估,也有助于投資機構進一步了解行業內不同企業的綠色轉型潛力,評估企業未來現金流和投資價值。
之所以報告會提出企業“綠色收入”計算,是基于兩方面考慮——增強 ESG 相關信息披露的國際趨勢日益明顯,企業相關信披力度將會不斷加大;中歐《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為可持續信披提供了基礎。
“綠色收入”則是指企業在“環境可持續的經濟活動”中獲得的財務收入。對收入來源分類,通過與《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匹配,識別企業內部的可持續活動。2022年6月3日,由中歐等經濟體共同發起的可持續金融國際平臺(IPSF)發布了由中國人民銀行與歐盟委員會相關部門共同牽頭完成的《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報告—減緩氣候變化》(Common Ground Taxonomy)正式版本,具備國際可比性和兼容性,為中國企業的相關信披提供基礎。《共同分類目錄》共包含了中歐分類目錄共同認可的 72 項對減緩氣候變化有重大貢獻的經濟活動。
談及三大行業的綠色收入特點,陳浩揚表示,對電力行業而言,近似將非化石能源發電部分作為綠色收入,新能源發電為主的企業綠色收入較高;就煤炭開采行業來說,資本退出煤電領域漸成趨勢,企業在低碳轉型中獲得融資有賴于“轉型金融”;就鋼鐵行業來看,研究發現企業間生產工藝的不同使得綠色收入占比存在較大差異。如果企業能進一步按照《共同分類目錄》要求做相關披露(如廢鋼投入不低于 70%的高合金鋼的產量,或廢鋼投入不低于 90%的碳素鋼的產量),則能給市場和投資機構傳遞企業的可持續生產的相關內容,也便于計算企業的綠色收入。”
事實上,報告對企業綠色收入的計算也是《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的使用場景的一個探索。陳浩揚稱,全球必然不止一個標準,關鍵還在于不同標準之間可以做到國際互認,而上述分類目錄則是中歐之間互認的的案例。
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此前就對記者表示,“應該把這兩個市場(中歐)打通,例如用人民銀行與歐盟共同發布的《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去打包中國的綠色金融產品,賣到歐洲去,就有可能降低融資成本。”
就傳統行業的轉型建議而言,報告建議,在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費在內的重點領域,企業應在穩定能源供應的前提下,積極探索拓寬轉型路徑;鋼鐵企業則應在控制產能的基礎上,在短期調整能源結構和應用節能技術,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生產效率,長期則應注重鋼化聯產、耦合發展及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先進技術的發展。研究還表明,預計隨著鋼鐵行業整體產能進入平臺期,對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而言,兼并重組是擴大規模和合理化產能的重要途徑,行業集中度將由此提升。
可持續信息的披露成大趨勢
若要準確計算“綠色收入”,其實基礎就是企業的信披質量,這也是企業實現低碳轉型的關鍵。未來,可持續信息的披露已是全球大趨勢。
陳浩揚表示,對于高碳排放企業的低碳轉型,企業應在 “1+N”政策體系的指引下,加強企業的碳核算能力及對可持續活動的識別,并積極踐行信披,在兼顧信息安全的同時提升信披質量。
報告也指出,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制定的可持續發展信披標準方案,盡管在短期內對國內上市公司沒有直接影響,但已釋放出全球可持續信披標準的統一性和趨同性的信號。“ISSB為信披提供基準,中國標準與ISSB的接軌將在很大程度上增加ESG數據的可用性和可比性,促進可持續投資的跨境流動。”
研究參照ISSB最新要求并分析45家鋼鐵企業的信披情況后發現,對于國內普遍關注的問題,例如減碳目標和策略、總能耗、循環利用、粗鋼產量等指標,企業披露較多。而對于“基準用水壓力高或極高地區各占的百分比”、電爐百分比等活動指標,企業的認知水平有所不足,鮮有披露。同時,行業頭部企業對可持續發展問題認識較全面,大部分指標均有披露。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教授、可持續發展學科基金學術主任邱慈觀近期也對記者提及,ESG的世界標準目前是三足鼎立,包括IFRS下ISSB委員會制定的ISDS、歐盟由EFRAG制定的ESRS和美國由證監會推動的TCFD。 這三套標準最重要的差異是價值觀的差異——TCFD是標準的美式標準,其披露對象是股東;ISDS的披露對象同樣是股東,但歐盟的ESRS會與中國比較接近,其披露對象是利益相關方(stakeholders)。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邊界,ESG標準的運用都要符合當地的法律。我們也不要期待只有一套標準,一定至少有兩三套相互競爭的標準,才會共同向上發展。但這無疑也體現出,可持續信息的披露將在全球加速。”她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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