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包含著生產、新訂單、原材料庫存、員工和供應商交貨期五個重要指標的德國12月制造業PMI初值為47.4,雖然較前值(46.2)和預期值(46.3)都有小幅提高,但依舊處在50的榮枯線之下,并且已經連續六個月低于榮枯線。理論上說,PMI的沉降代表生產制造企業經營活動的收斂與萎縮,若再結合目前德國制造業領域的真實狀況,不免讓人發出疑問:“德國制造”從此光芒不再了嗎?
能源成本之壓
(相關資料圖)
俄烏沖突爆發后,德國拋出了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利劍,同時自斷后路,不僅完全停止了俄羅斯的煤炭進口,對俄羅斯的石油需求通道至今年年底也將全部關閉,且目前已將俄羅斯天然氣的進口占比減少到了26%。數據顯示,對俄制裁實施前,德國有56%的天然氣、50%的煤炭和30%的石油來自俄羅斯,由于德國國內清潔能源占比經過多年努力已經達到44%,對沖與稀釋了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與石油占比,因此放棄了俄羅斯進口后的少量生產與生活需求的煤炭與石油也很容易從中東、美國等地區獲得替代性滿足,但完全不同的是,德國卻是歐盟大家庭中進口俄羅斯天然氣最多的國家,自俄進口量超過了全部進口量的50%,這樣,能對德國能源消費構成巨大風險壓力的顯然就是天然氣。如果按照德國10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年度進口量計算,大幅收縮對俄天然氣進口后,德國需要尋找到240億立方米的替代來源。
不錯,德國固然可以從卡塔爾、美國等地獲得天然氣的進口補充,但不得不面對的是,這些天然氣賣家提供的是液化天然氣(LNG)而非先前俄羅斯的管道天然氣,前者的價格不僅要比后者高出很多,還需海上船只運送,到岸后又要專用碼頭支持以及天然氣接收站容收,可問題的關鍵是,歐盟境內的LNG接收站都布局在西班牙,等于就是德國另外需要通過陸上專用車輛將新的液化天然氣從西班牙運送到國內,全部成本匡算下來,德國最終到手的天然氣價格比先前自俄羅斯進口翻了數倍。當然,德國可以自建國內天然氣基礎設施,且不說需假以時日,就是一個LNG出口終端和進口終端分別高達100億和10億美元的建設成本就令德國政府望而卻步,遠水難解近渴的情況下德國天然氣需求形成巨大缺口,隨之價格出現飆升;雪上加霜的是,德國近年來又持續關閉煤礦和限制核電,天然氣成為除清潔能源之外的最主要發電動能,電價于是隨著氣價井噴,僅今年德國工業用電就上漲10多倍,制造業成本出現罕見的增升。
除了發電與工業所用外,德國的進口天然氣1/3還用于民用,氣價的一路走高也帶動居民消費價格(CPI)的勁升,使得德國今年的通貨膨脹一度創下了71年的最大漲幅,眼下雖然經過歐洲央行大幅加息的打壓,德國通脹有所回落,但未來一年內依然會徘徊在8%的高位,且由于CPI的倒灌,德國已出現較為顯著的“工資-價格”螺旋,制造業所面臨的勞動力成本增升壓力正在加劇。今年7月以來,德國已經先后兩次調高最低時薪,官方標準從最初的9.82歐元升至12歐元,而就在前不久,德國最大的工會和企業主敲定了兩年共兩輪的漲薪方案,即從2023 年6月起,相關行業工人薪資上漲 5.2%,2024 年5月起再漲3.3%,總共漲幅為8.5%,受益方為德國汽車、金屬和電氣行業的390萬名員工,并且這三大行業為德國的支柱產業。
勞動力短缺之苦
動態來看,德國制造業所需化解的勞動力成本增升風險其實并不只來自通脹而引起的“工資-價格”螺旋,還有更為嚴峻的“人口紅利”收縮壓力。依靠著“嬰兒潮”時代產生的巨量新增人口,加之“冷戰”時期所接納的400萬土耳其難民,德國制造業獲得了較為充沛而廉價的人力資本優勢,最終培植出了在國際產業鏈中具有強大競爭力的企業陣容。但如今,“嬰兒潮”出生的人口進入退休高峰,歐盟統一大市場也使德國的外來移民優勢不再。據德國聯邦勞工局的數據,為避免“嬰兒潮”一代退休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缺口,德國需要在未來幾年每年吸引大約40萬名工人,而按照德國勞動力市場與職業研究所的分析報告,最近10年德國國內的崗位需求一直大于勞動力賣方市場,目前已經形成多達200萬的職位空缺,并創出歷史最高,同時德國的失業率長期穩定在5%左右,表明勞動力供給其實已經沒有多大的擴張空間。
勞動力短缺背后其實是德國人口老齡化以及新生人口增長急速下滑的殘酷事實。數據顯示,目前德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22%,人口平均年齡升至44.6歲,相比30年前提高了5.3歲,與此同時,德國的人口出生率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日益走低,2021年降至1.54的歷史新低,受到影響,德國當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04%。新增勞動力接續不上,德國制造業的人口紅利必然式微,未來經營成本也易升難降。
回望過去,德國制造業之所以能夠發達起來并領先全球,主要靠的就是四大引擎,即全球化自由貿易、中美等主要經濟和歐盟一體化市場安排形成的強勁外部需求、充沛的國內勞動力以及廉價的俄羅斯能源,如今,四大引擎中至少后兩大引擎的動能衰弱,德國制造業因此形成的陣痛也就可想而知。德國工商大會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能源價格飆升正在危及超過一半公司的生存,約32%的公司不得不因此減產或停產,同時,德國經濟研究所IWH的破產趨勢數據顯示,僅2022年8、9、10三個月,合伙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的月均破產數同比增加28%。
更讓德國政府難以接受的是,許多大型企業正在集群性遷往海外,僅今年以來就有德國最大的化工公司巴斯夫宣布將把業務永久遷往中國,漢莎航空、西門子在內的60多家德國企業紛紛在美國俄克拉何馬州擴產增資,大眾集團、寶馬公司不約而同地在田納西州和亞拉巴馬州增設新的電池工廠,德國制藥巨頭拜耳和德國特種化工企業贏創工業集團分別在波士頓和賓夕法尼亞州新設技術創新中心。按照德國工商大會的報告,國內17%的汽車企業計劃把部分生產遷至國外,另有超四分之一的公司正在考慮將部分生產和工作轉移到國外,德國正在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去工業化”。
蟄伏后還會起跳
客觀地評價,除了勞動力供給不足外,德國制造業所面臨的諸多挑戰還只是外部性問題,而且其中不少都可以隨著外部環境的改善以及政策創新驅動而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決,比如隨著歐洲央行的加息打壓,通脹會出現回落,全球基于實現“碳中和”的能源轉型也會對大宗商品價格構成長期抑制,而且德國還是全歐能源轉型態度最堅決、政策最有力的國家,新型能源完全替代天然氣等傳統能源從而實現對制造業動能的再配給只是時間問題,另外,德國發布的工業4.0規劃也明確提出制造業人工智能化的目標,據此判斷,受到內外部環境因素的干擾,德國制造業暫時出現下蹲也是正常現象,在經過一定時期的蟄伏后,德國制造業極有可能在存量優勢的武裝下再度騰躍而起。
其一,德國對制造業的篤信與堅守不會改變。遍觀全球,很少有國家能夠像德國那樣保持著對工業制造業的敬畏與忠誠。無論是備戰,還是戰后重建,抑或是應對全球經濟危機,德國始終將制造業視作國家振興的壓艙石。即便在許多國家通過貨幣放水讓本國金融地產鶯歌燕舞并不斷創造出資本騰飛的神話,德國也依然堅守制造業這一立國之本,對工業制造業的崇拜可以說融入了德國人的血液中。也正是這樣的鐘愛與堅守,才誕生了標著獨特符號的德國“工匠精神”,并創造出區區8000萬人口托起2300多個全球知名品牌的奇跡,進而有了德國30%以上的出口商品的壯觀。如今的制造業占到了德國經濟22%的權重,其后續走向直接關系到國運民生,相信德國人投給制造業的偏愛與熱情有增無減。
其二,德國制造業的基礎底座沒有動搖。德國有350萬家企業,其中不僅有寶馬、奔馳等超級巨人,更有占比90%以上的中小型企業,它們很多由家族經營,大都為持續專注于某個領域、某項產品的“小公司”和“慢公司”, 平均壽命超過了90歲,在全世界有超過一半的制造業細分行業占據著領導地位,同時企業生產工藝與品牌塑造得到了很好的代際傳承,并且員工忠誠度高、流動率低。根據公開的數據,全世界目前有3000多家的隱形企業冠軍,其中僅德國就超過了1307家,居世界第一,數量是日本的6倍、美國的4倍、中國的20倍之多,儼然構成了德國制造業的寬厚基石。
其三,德國制造業的軀體脊柱依舊十分剛硬。據歐洲專利局統計,在研發領域,德國每年支出總計超千億歐元,專利數量成果僅次于美國。在制造業領域,德國的技術能力更是領先一籌,人均專利申請數量是法國的2倍、英國的5倍、西班牙的18倍。還要特別強調的是,德國“隱形冠軍”的研發開支往往是普通工業企業的兩倍之多,每千名員工擁有的專利權數是專利密集型大公司的五倍(31︰6),其研發活動的有效性是大公司的5倍。據德國專利商標局統計,專利申請量位居德國前50位的企業中,“隱形冠軍”一直都占1/3的比例,而且“隱形冠軍”取得一項專利的成本只有大公司的五分之一。這些“隱形冠軍”能夠依靠創新將本在國際市場上領先的國內大型企業甩在后面,面對全球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對手自然實力也頗為強勁。
其四,德國對生產過程的精準化管理能力沒有喪失。墨菲定理認為,是人就會犯錯,是事就會出錯,而這一觀念早已在德國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而且德國人偏執地認為,當生產環節的工人出現錯誤,經過流水線的每個環節會逐級放大,最終必然會影響產品品質。因此,德國人提高品質的思路非常直接,就是在生產環節動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把人的天然影響降到最小,把每件事情都切割分解成機器(或者人像機器一樣動作)能簡單執行的。借此,德國每年發布上千條行業標準,其中80%以上為歐洲及世界各國采用,德國由此也成為世界工業標準化的發源地。在制造業領域,標準決定著市場競爭力,左右著商業話語權,“德國制造”長盛不衰并始終領先全球,背后的重要依靠就是標準化屏障,并且這種標準制造與引領能力至今依然故我。
其五,德國的制造業學習能力與日俱增。在歷史上英法兩國的工業革命完成時,德國的工業化才開始起步,德國不得不去學習英法兩國的技術,從模仿到引進再到創新,“德國制造”硬是摘掉了山寨產品的標簽,進而利用艱難蟄伏鍛造出的獨門絕技在全球大放異彩。如今,全球工業的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轉型風起云涌,“德國制造”開始跟不上節拍,比如對制造業的數字化管理以及產業化方面德國顯著落后于美國,在5G、人工智能和物聯網建設方面德國又明顯掉在了中國之后,但德國有著天然的憂患與警醒意識,別的不論,僅拿德國政府推出的《國家工業戰略2030》為例,其中畫龍點睛之處是要大力推進制造業與虛擬數字的對接,同時建立跨市場聯合體與打造旗艦企業——德國取美國與中國制造業之長的學習痕跡格外清晰。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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