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將至,地方密集調整預算,以求財政收支平衡。2022年對大部分地方來說,是財政比較困難的一年。
多位基層財政局人士告訴第一財經,今年受疫情沖擊、經濟下行、樓市、土地市場低迷等影響,財政收入出現下滑,但民生、償債、抗疫、保市場主體等剛性支出不減反增,地方財政收支矛盾比較突出。
為了緩解地方財政收支矛盾,做到收支平衡,近期地方密集調整預算,其中或明或暗公布了地方財政收支平衡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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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增收,做不到調減收入目標
對于市縣級政府來說,每年必須做到財政收支平衡。每年年初地方人大通過政府當年預算,但實踐中受經濟和收入形勢變化,收支變動與年初預算差別較大,需要調整預算,最終做到收支平衡。
第一財經記者注意到,10月下旬以來地方密集調整預算,而收支數據變化的背后,折射了基層財政如何應對收支矛盾。
從記者觀察的幾十個地方預算調整報告來看,多數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尤其是稅收收入)和以賣地收入為主的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出現了下滑,不及年初預期。
這不難理解。
今年疫情沖擊超預期,經濟下行壓力大,主要稅源收入增長受到沖擊。而超3萬億元退稅減稅緩稅費政策落地,也造成短期財政明顯減收,尤其是大規模增值稅留抵退稅沖擊明顯,但與此同時也減輕市場主體稅費負擔,激發市場活力。另外,今年樓市低迷,土地市場低迷,讓地方房地產相關稅收和土地出讓收入出現下滑。復雜的國際形勢,也對一些地方收入增長造成一定壓力。
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全國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約9.3萬億元)同比下降3.6%;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約4.9萬億元)同比下降24.3%,這也與年初預算兩大收入預計目標(同比增長3.7%和同比增長0.4%)有明顯差距,也遠低于前10個月財政支出增速。
一些欠發達基層政府稱,今年財政收支矛盾前所未有。比如,近日某縣公開的今年財政預算調整報告稱,9月至12月當地“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下稱“三保”)財力缺口約4.8億元。收支矛盾極端突出,形勢極為嚴峻,保民生風險面臨不可控。當地將盡最大努力保住“三保”支出足額預算。
緩解財政收支矛盾,無疑需要增收減支。從不少地方預算調整報告來看,地方多渠道依法盡力增收,首要仍是積極培植壯大財源,強化稅費征管。
比如云南省臨滄市近期預算調整報告稱,今年緊盯重點稅源行業企業依法征收,抓好砂石料行業整治、光伏產業、生物醫藥大健康等方面潛在稅源挖掘工作,堅持任務項目化、項目清單化、清單具體化,將收入目標細化分月到季,對標對表,確保完成年初確定的財政收入增長目標。
盡管地方依法征稅,應收盡收,但受經濟下行、退稅減稅等影響,不少地方稅收收入依然出現明顯下滑。為此不少地方通過增加非稅收入來彌補,而其中主要來自盤活處置國有資產增收、礦產資源增收等。
比如,四川宜賓市本級財政收支預算調整方案顯示,當地因留抵退稅等因素調減稅收收入4.7億元,為完成年初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預期目標,增加國有資本經營收入4.7億元。
某市財政局局長表示,為平衡預算,只能采取“稅收不足非稅補”的權宜之計,而非稅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處置政府資產。但隨著處置政府資產等一次性收入的減少,非稅收入增長有限,影響了財政收入的增長。
另外,加大盤活存量結轉結余資金,也是地方“增收”一大關鍵。比如,湖北省孝感市財政預算調整報告稱,今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調入資金調增約1.2億元,全部是財政往來專戶結余資金,按政策收回市級財政統籌安排支出。
對于不少欠發達市縣來說,地方財力過半來自上級轉移支付,因此積極爭取上級轉移支付增量資金,成為彌補當年財力缺口的“救命稻草”。
從幾十個地方預算調整報告可以看出,絕大多數地方今年獲得上級轉移支付大力支持,從而緩解了地方減收壓力。比如臨滄市預算調整報告稱,上級加大對基層落實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補助力度,增值稅留抵退稅轉移支付增加約21.7億元。
今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安排近9.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1.5萬億元,同比增長高達18%,創近些年新高,這有利于保障基層財政平穩運行。
另外地方還可以通過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等來做到收支平衡。除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賬本外,地方還通過加快土地出讓進度、力度等方式,來盡力增加土地出讓收入,以求政府性基金收支賬本平衡。
比如,湖北省咸寧市預算調整方案稱,今年加快梓山湖區域開發等,土地出讓收入增收12.28億元。浙江省杭州市本級預算調整報告顯示,杭州市本級政府性基金收入預算擬較年初調增583.88億元,這主要來自土地出讓收入增加。
除此之外,今年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創新高,財政部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合計63485億元。這對保障地方重點項目建設、緩解財政收支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
盡管稅收收入下滑,但通過上述各種增收手段,一些地方能夠做到收支平衡,一些地方甚至總收入規模得以調整,但對于那些仍然做不到收支平衡的地方,則調減年初收入目標,以求收支平衡。
壓減不必要支出
一位東部基層財政局長告訴第一財經,目前財政收入減收還能通過多種手段對付,但疫情防控、惠企紓困等增支壓力大。
為了應對收入下滑,地方日子過得更緊,加大力度壓減非剛性、非必要支出,調整支出結構。
咸寧預算調整方案稱,當地嚴格落實“過緊日子”要求,采取緩、收、減、統、扣等措施,壓減非剛性、一般性支出2.45億元。貴州銅仁市預算調整方案的報告稱,嚴控當年支出項目,對可支可不支的支出項目,不再執行,將未執行完畢的資金用于平衡預算。
前述某縣預算調整報告稱,對一般性支出進行極限壓減。其中政府統一安排的項目支出較年初壓減約16%,上年結轉本年安排支出壓減29%。政府性基金支出壓減約48%,預計完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優先調入一般公共預算保障“三保”支出。
在支出順序方面,不少地方明確,堅持“三保”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優先順序,堅持中央和省標準的“三保”支出在“三保”支出中的優先順序,在預算安排和庫款撥付等方面優先保障“三保”支出,兜牢“三保”底線。而且除自然災害等突發事項預備費不足外,不少地方明確年度執行中一般不再追加預算。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恒認為,地方政府千方百計紓解財政矛盾時,產生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增收、減支、借債等措施可以擴充財政騰挪空間,力避地方財政流動性危機;另一方面,部分手段如增加收費和罰款、壓減公共服務支出等很可能導致特定主體的利益受損,小則減弱減稅降費效果,大則對營商環境和信心造成破壞,削弱經濟增長潛力,而債務手段可謂緩兵之計,或加大灰犀牛、黑天鵝事件的風險。
羅志恒表示,從中長期來看,解決地方財政問題不僅在于優化營商環境和發展經濟,更在于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
“地方政府要落實好全國層面的改革舉措,如明確政府與市場關系,確定并合理劃分各級政府職能事權,使財力與支出責任匹配。精兵簡政,財政供養人員規模與人口負增長形勢相適應。推動稅制、國資、社保改革等。”羅志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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